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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媒介深度转型的语境下，红色文化传播成为关乎集体记忆建构与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命题。本文立足文化记忆理论，系统性审视红色文化符号的继承与激活机制，分析媒体话语权与数智技术对传播的双重赋能路径，深入剖析当前传播面临的去中心化、泛娱乐化及国际传播效能不足等结构性风险，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智能事实核查、多元主体协同、跨文化传播调试三重治理路径。研究认为，红色文化传播需在叙事策略、技术应用与治理逻辑上实现范式转换，方能在复杂传播生态中持续发挥引领思想与凝聚共识的核心功能。
【关键词】文化记忆 红色文化传播 媒介化
中华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基石，其价值根植于漫长历史进程中的深厚累积，体现为在当代语境下持续激活认同、凝聚共识的建构性力量，这要求其与文化认同的建构形成有机联动。其中，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创造积累的先进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革命基因”，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凝聚”。就传播价值而言，红色文化不仅能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延续革命基因与增强文化自信，还在立德树人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媒介深度嵌入社会生活各领域，媒体传播已不再是工具性的信息传递通道，而是提升为一项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聚焦“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围绕“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作出部署。在价值多元、信息碎片化的社会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需借助大众传媒实现框架构建，从而筑牢统一战线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然而，当下红色文化传播面临技术迭代加速、舆论生态复杂化与受众认知碎片化等多重挑战，媒体的传播潜能尚未得到系统性释放。如何发挥媒体在红色文化传播中的纽带作用、探索媒体赋能红色文化传播的优化路径，以期实现文化传播与共识凝聚的深度互嵌，成为亟待回应的现实问题。
一、红色文化符号的继承与激活
在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建构集体记忆的核心意义在于为社会提供“共享”的过去，从而维系群体认同与社会秩序。莫里斯·哈布瓦赫指出，集体记忆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在“由人构成的聚合体中”展开的记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始终处于互动的关系。保罗·康纳顿整合了哈布瓦赫的观点，将集体记忆视为一个群体在仪式中塑造出的共同记忆，借此，有关集体的记忆从分散状态开始走向一个“共同体”。换言之，个体的精神世界始终受社会框架下的时间、空间、语言架构的影响，与集体性的文化力量处于交互状态。因此，建构“记忆的共同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红色文化根植于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壮阔实践，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沃土，既铭刻着历史的真实记忆，也是代代相传的情感脉络与价值坐标。可以说，其传播与葆有对人们强化自身信念和认同感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一）历史记忆整合与文化符号的继承
当下，如要为红色文化赋予建构性的凝聚力量，则需要最大程度地将现有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共同体功能的文化符号，这涉及对红色文化的“继承”与“激活”两个方面。首先，“继承”意味着对红色历史及其相关材料进行整合，以记忆传承推动文化创新。扬·阿斯曼指出，社会交往体系必须产生出这样一个外部范畴：“它可以使需要被传达的、文化意义上的信息和资料转移到其中。伴随这个过程产生的还有转移（编码）、存储和重新调出（再次寻回）的一些形式。”要实现这些，就需要有一定的机构性框架及专业人员，通常还要有记录体系。具体来说，如要将沉淀于革命历史中的客观记忆转化为可被感知、认同的文化资源，需要档案、人物口述资料等史实资料的支撑。对此，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实践：丽水市档案馆通过拓展收集范围、主动上门服务等方式，归集了5163件档案资料，并系统开展浙西南革命精神口述档案建档工作，合力寻回挺进师斋郎战斗红军老战士完整采访视频；扬州大学历史学专业师生于2015年组建抗战口述史抢救性记录团队，跨越全国15个省份，累计寻访270余位抗战老兵，系统整理出150余万字口述史料及8000余份声像资料。2023年，该团队向扬州市档案馆捐赠了18册日军侵华文史资料原文、404份抗战口述资料、近10万字整理报告，这批档案为日军侵华罪行的认定提供了翔实的证据支撑，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与学术研究价值。整体来看，我国目前的红色资源整合多依赖于外部储存，通过编码、保存与调取的系统化机制，将流动的个体经验转化为可长久保存的客观文化资源。
（二）传播形式创新与文化符号的激活
“激活”重在整合资料、创新转化，以增强受众对红色文化符号的认同感。鉴于具身参与的重要性，可通过纪念仪式、媒介叙事及视听建构传播红色文化，尤其在视觉文化时代，应善用影视剧、短视频展开微观叙事，通过视听体验引发年轻一代情感共振，延续革命记忆。如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出品的《红相册·周恩来的故事》，以单集不足10分钟的“切片式”点状勾勒，为“网生代”年轻观众提供了伟人题材的新接口。在物理空间上，红色遗址与纪念馆通过场景复原与沉浸式体验，打破时空隔阂，让参观者在感官体验中激活并再生产红色符号，联结古今。例如，遵义会议纪念馆、中共一大纪念馆，运用全息投影与三维建模等前沿技术，将历史场景重构为动态沉浸体验，实现了红色叙事从静态观看到沉浸互动的跃升。
需要指出的是，建构集体记忆并非沉湎过去，而是为了通过追溯历史来指引未来方向。这要求我们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深耕革命历史，将亲历者的经验转化为可传承的客观记忆。在此过程中，首先要保证材料和历史的真实性，并以此为基础创新传播形式，从红色文化和革命传统中汲取昂扬奋进的精神动力——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二、媒体话语权与技术双重赋能红色文化传播
红色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何以被内化为革命的精神内驱力，指引革命走向胜利？有鉴于我国近代以来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在增加红色文化实证研究深度与广度的基础上，仍需要加快从认识论到实践论的转向，将理论工具运用于文化传播的实践当中，而这需要关注具身传播和具身实践的问题，推动从“理解—认同”到“实践—参与”的范式跃迁。
（一）从宏大叙事到个体共鸣
媒介化理论指出，媒介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更已深度嵌入社会各领域，成为重塑文化生产与传播逻辑的结构性力量。施蒂格·夏瓦提出，媒介已演变为一种具有自身独特逻辑的半独立机构，政治、宗教等社会子系统须通过议程设置、节奏控制、符号生产等方式来适应媒介逻辑，以获取其分配的物质与符号资源。就此而言，红色文化的传播已不可能脱离媒介逻辑而独立运作。然而，红色文化传播的核心在于“入脑入心”，这要求主流媒体在叙事策略上完成从“陈述历史”到“活化历史”的转型。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以“麻雀战”解释游击战，实现了政治话语的大众化转译，这证明通俗化叙事是破解认知鸿沟的关键。当代主流媒体则进一步拓展了创新维度，陕西省关工委出品的短视频集《老红军的故事》以百岁老红军肖像为锚点，将宏大长征拆解为5—10分钟的个体片段，实现历史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播出的《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以身份证为民意载体，将先烈化为百姓身边的鲜活坐标，并通过微博、抖音等平台引导公众自发参与话题讨论和传播。这种多端分发模式，正推动红色宣传从“单点输出”升级为“全民参与”，并形成传播闭环。
（二）历史与现代碰撞中的艺术实践
在媒介环境深刻变革与感知方式日趋多元的当下，红色文化的传播正面临从“知晓”向“感召”跃升的关键节点，经过初步学习了解之后的深入内化，是目前红色文化传播面临的一道门槛。传统以实物陈列、文字说教为主的单向传输模式，难以跨越物质生活条件不同导致的代际隔阂与情感距离，而艺术能够通过形象塑造或情节设置，引发观者的自然情感反应，弥补了书面知识传播在生动性和深刻性方面的短板。红色文化为先进文化艺术的生产提供了“广阔而生动的题材”，在历史上的革命时期曾诞生过许多红色歌曲、戏剧、文学作品，这些优秀的文化艺术成果为当下的文化艺术生产提供了生动的参考和借鉴。中国军号出品的短视频《同志，这一棒，由我们来接续！》，以“同志”这一符号为叙事主轴，借助AI生成技术构建沉浸式视觉场域，将革命历程凝缩为跨越时空的呼唤。作品发布当日获百万级互动，评论区“这一棒，我们接得住”的集体回应，印证了媒体传播在激活集体记忆、促成代际认同方面的效能，实现了红色基因从“文字宣传”向“多重感官体验”的跨越，完成了从“信息触达”到“价值认同”的深层抵达。
（三）数智技术助力文化的具身传播
随着数智时代来临，数智技术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具身传播方面，数智技术是对“身体在场”这一传统传播要素的延展。在虚拟现实、智能传感等先进技术的帮助下，使用者能够在数字化环境中获得高精度的视觉、听觉乃至触觉反馈。正如罗德尼·布鲁克斯指出，“情境性”“具身性”“智能”和“突现”这四个关键概念是理解智能的关键，它们均指向“交互”的重要性——“认知主体与情境的交互，身体与环境的交互，智能体内部装置之间的交互，智能体与情境、环境之间的交互”。换言之，数智技术对具身传播的意义，正是打开了身体“不在场”的维度，使身体能在非真实空间中与环境展开交互。因此，知识与文化便获得了多场景、可迁移的传播能力，让受众在沉浸式体验中获取文化知识。
在实践层面，数智技术已被广泛用于红色文化的传播。近年来，国内一批红色文化场馆已新增了现代化技术设备，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推出AR智能眼镜导览，通过语音指令与目光聚焦实现沉浸式交互；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主导策划的AI革命人物影像《东南西北人俞秀松的故事》、江西省档案馆运用AI技术打造的线上互动档案馆《跨越时空的追寻》等，均是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优秀产物。综合来看，数智技术拓展了受众的感官体验深度，其具身参与感的增强，让红色文化传播正逐渐从“理解—认同”走向“实践—参与”模式，这无疑使红色文化的感召力逐步增强。
三、红色文化传播的风险与挑战
（一）主流媒体话语权困境：去中心化与碎片化
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媒介虽不能决定人们怎么想，但能通过议题的凸显与编排影响人们想什么。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凭借制度性赋予的传播资源和稀缺的物理频道，占据舆论场的核心位置。但在社交媒体时代，算法与平台的崛起使传播权力从机构端向平台与用户端大规模迁移，主流媒体议程优先权被消解，红色议题面临被边缘化风险，公共议程建构权部分转移至算法。法国后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福柯认为：话语不仅仅是人们用来表达思想的工具或符号系统，它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形式，而媒介融合的深度推进从根本上瓦解了传统大众传播时代的集中化格局，使信息的生产、分发与消费从中心化走向碎片化。新型社交平台Soul APP发布的《00后工作、消费和价值观洞察：标签之外的新一代》报告显示，短视频平台（43.52%）、社交媒体平台（41.1%）、新闻类APP（32.97%）是年轻人获取新闻信息的前三大渠道。当年轻受众仅能触碰历史碎片而无法把握全貌时，红色文化所承载的系统性精神价值便被简化为离散的、缺乏深层关联的符号堆叠。更值得警惕的是，碎片化传播过程中附带的短时间情感刺激，极易使严肃历史叙事面临被娱乐化修辞消解的风险。
（二）传播叙事严肃性与服务性消解
红色文化传播的泛娱乐化与商业化倾向构成另一重价值风险。在流量与资本双重驱动下，部分市场主体将红色符号移植于综艺等娱乐场景，或以偶像剧逻辑嫁接历史题材，使得红色文化精神内核被稀释为营销噱头。这种泛娱乐化倾向以受众乐于接受、资本乐于投入的方式运作，却使红色文化逐渐失去其作为精神信仰载体的庄严性与引领力。当红色符号可以被随意拼接、戏说时，红色文化作为意识形态资源的价值便被持续稀释。同时，当青年信息获取日益依赖算法推荐后，主流媒体在青年舆论场中能见度下降，政治社会化的主渠道从制度化媒体转移至非制度化平台。在此生态中，红色价值须在流量逻辑中与各类信息竞争，其导向性功能处于结构性弱势。
（三）媒体国际传播的叙事错误
红色文化传播不仅面向国内公众，更承担着在国际舆论场中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使命。然而，当前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状况并不乐观，红色文化的意义生成高度依赖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与政治语境，而国际受众缺乏对这一语境的共享与理解，当其接触到从语境中抽离出来的红色符号时，便难以形成价值共鸣。另外，大数据与算法驱动的智能传播生态中，国际受众的信息接收已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筛选”与“算法匹配”。在这一环境中，以“推送”为核心逻辑的传统对外传播模式，其边际效益正在急剧递减，即便完成了内容的多语种翻译与跨平台分发，若无法进入目标受众的算法推荐池与社交分享链，传播渠道仍然受阻。综合来看，红色文化的话语权力尚未在国际传播场域完成从“国内合法性”向“国际可接受性”的转换，其叙事体系仍未突破跨文化语境中的意义损耗瓶颈。
四、红色文化传播治理路径探索
（一）智能事实核查体系的构建
当前红色文化传播面临的一个深层困境，是红色史料分散于档案馆、纪念馆、高校等多元主体，数据标准不一、彼此之间缺乏关联，形成所谓的“数据孤岛”。而底层数据的偏差经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整合后，可能输出与史实相悖的内容，从而影响红色文化传播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加之媒体在事实核查与虚假信息传播之间存在速度落差，导致了话语权的弱化。应对之策在于建立“AI初筛+人工复核”的双重核查机制：利用自然语言处理与知识图谱技术，对社交媒体中涉及红色历史的敏感信息实施实时监测与自动比对。据了解，浙江省金华市档案馆打造红色档案知识图谱模式，对档案数据进行实体链接与识别，以及知识计算推理，对6176件红色档案数据化成果进行语义分析，精准识别革命时期的专有名词与历史事件，包括革命历史人物、时间、地点、组织等要素，标注革命人物2168名、红色组织109个、重要历史事件2251个。这套模式也可以运用于社交媒体上的红色信息核实，将被AI标注的可疑信息提交给专家进行二次复核，并根据内容风险等级采取即时澄清、法律追责或传播链阻断等分级处置。江西省政协委员已明确建议建立双审机制以应对红色微短剧内容乱象。在源头治理层面，需将关口前移至生产端，开展对训练数据的合规审核与模型优化，并引入公众举报监督。此举能够将技术效率、专业深度与社会监督有机融合，推动红色文化传播治理范式实现从“被动纠偏”向“主动防御”的转换。
（二）多元媒介主体协同参与
在红色文化传播领域，短视频创作者、知识社区答主等网络人士，拥有明显的传播优势，他们对青年群体的语言习惯与审美偏好有更精准的把握，当其创作边界得到合理引导时，其传播潜能便可能超越传统受众范畴，成为红色叙事网络中的核心节点。相关引导机制的核心思路应从“约束”转向“赋能”。一方面，通过培训、创作扶持等方式，提升网络人士参与红色文化传播的能力与意愿。另一方面，通过行业自律公约与创作指引，明确红色文化表达的底线规范，即鼓励形式创新，但不容消解历史严肃性；鼓励个体表达，但不容偏离价值导向。在这种赋能与引导的双轨运作中，网络人士得以在保持创作活力的同时，将其传播能力转化为红色文化代际传递的建设性力量。同时，主流媒体需凭借权威性，在重大节点通过专题策划将红色议题置入公共议程，并为多元主体的分散表达提供统一的叙事框架。近年来，官方主流媒体在重大纪念日（如抗战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不再只发布官方通稿，而是主动邀请B站、抖音的头部创作者参与红色主题创作。在此过程中，官方提供历史档案的真实素材和叙事框架，网络创作者提供剪辑、配音等创意；共青团等官方账号不再只进行单向传播，而是积极转发、点赞网络人士优质的红色内容，并将这些内容纳入官方矩阵进行二次传播。这种合作既保证了历史严肃性不被娱乐化消解，又实现了红色文化的破圈传播，使多元主体的传播活动不至于因缺乏方向而陷入碎片化，在传播方向上保持了意义的连贯性与整体性。
（三）跨文化传播调试升级
国际传播效能的系统性提升，本质上要求传播逻辑从“信息覆盖”向“价值认同”转型，这需要在话语姿态、媒介布局、国际协作等维度协同推进。在叙事上，需将红色文化置于人类革命与现代化的普适框架内，借助情感共性同步推进概念转译，使其获得跨文化可理解性。同时，利用好近年来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文化出海新样式，将红色文化元素的传播从信息接收转换为文化消费。文化产品的消费行为自身具有非政治性，国际受众选择观看中国网剧、阅读中国网络文学或体验中国游戏时，其行为动机通常是娱乐、审美，而非了解中国或天然接受中国的价值体系。以现象级游戏《黑神话：悟空》为例，该作品并未进行生硬的文化宣教，而是以东方美学与抗争精神为内核，吸引全球玩家自发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国际主流平台的算法机制对非西方政治性内容存在系统性的可见性限制，以“红色文化”“Chinese revolution”等关键词进行搜索，推荐结果中往往以第三方报道及学术性内容为主，中国主流媒体的原创内容在算法排序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这使红色文化的叙事优势在缺乏传播通道的条件下难以转化为传播实效。为破解这一困境，需实施“多平台、多语种、多形态”的立体化媒介布局。在深耕YouTube、X等国际主流平台的同时，需重点拓展TikTok、Instagram等青年用户聚集的视觉化平台，以短视频、视觉叙事等轻量化形态突破既有传播模式的局限。更为重要的是，需加强面向特定文化区域的垂直化传播能力建设，针对东南亚、中东、非洲等不同区域的受众特征，建立差异化的内容策略与传播渠道，实现区域精准传播。而本应作为桥头堡的海外本土传播节点，其资源投入与运营效能亦需进一步强化，以形成可触达、可互动、可持续的国际传播矩阵。
五、结语
在媒介深度转型语境下，红色文化传播已成为关乎集体记忆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命题。面对媒介融合去中心化、碎片化解构等风险，本文提出智能核查、多元主体协同与跨文化调试三重路径，相互支撑形成治理闭环。展望未来，需持续深化两方面探索：一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在红色文化传播中的应用边界与伦理规范；二是红色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转译机制——如何在不消解历史独特性的前提下实现跨文化的意义共享。红色文化承载着民族集体记忆与凝聚共识的精神力量，唯有在技术效能与价值引领间实现动态均衡，方能在复杂传播生态中持续发挥引领思想与凝聚共识的不可替代功能。（参考文献略）
作者：塔城股票配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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